2007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意设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是中国经济运行中一个具有重要和重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之所以说它重要，是因为由政府来设立直接的对外投资公司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还前所未有，这个公司运作的成败，不仅关乎企业形象，而且还直接关乎政府信用。之所以说它重大，是因为这次政府的出手方式与出手规模也都前所未有，15500亿元的投资规模，相当于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的39.37%和财政支出的38.34%，相当于2006年中央财政总收入的72.96%和中央财政总支出的65.98%，这个公司运作的成败，不仅会影响到企业收支，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国家的财政状况与千百万人的切身利益。这样一个重大的经济决策，就不可能不对中国经济的整体运行产生具有现实与长远意义的重大影响，也就不能不引起中国股市乃至整资本市场的剧烈动荡。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由政府出面来组建对外投资公司虽然不乏成功的先例，但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来说，是不是一个最佳与最优的选择，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与考量。且不说现实的世界经济状况使得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有些生不逢时，就是从中国经济运行与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来说，组建这样大规模的对外投资公司也很难说是明智之举。从决定组建这个公司的那一刻起，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就注定把自己置于了风口浪尖上，并且面临着一系列现实而又紧迫的重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市场理念的挑战。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组建到底是一种市场行为还是一种政府行为，企业的发展宗旨到底是以盈利为目标还是以政策为目标，这些都是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在设立时首先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如果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设立是一种市场行为，那就应该首先研究投资方向、投资规模与投资品种，并且要在深入和细致的市场分析与发展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详细而又可靠的可行性分析报告，财政部门也要接受立法部门的严格质询并向全国人民做出真实而又可行的盈利前景分析，并且要确定严格的决策问责制度，以保证15500亿元的巨额资金能够得到合法合理与有序有效的使用与利用。在这些最基础的市场工作都没有做或做得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就采取简单的审议形式确定规模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深的巨额资金的投放与投向，未免有些过于轻率也过于草率。财政部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时明确表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资本金之所以确定为15500亿元，主要是为了加大解决流动性过剩的力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就不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决定投资规模，而是根据政策需要来决定投资规模，在政策目标与市场目标相互混淆、盈利目标服从和服务于政策目标的大前提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所履行的到底是政府的职能还是市场的职能，就不但很难分清而且也将很难问责，到头来，就很可能把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亏损转化为宏观调控成本，进而让全国的纳税人为企业的投资失误买单。中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三拍”现象——脑袋一拍，就这么定了；胸脯一拍，我负责；大腿一拍，又交学费了——就会无可避免地在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中出现。在我看来，政府与决策部门现在就必须“亡羊补牢”，以避免因主观随意决策、“病急乱投医”所付出的代价过于惨重。
第二个挑战是发展环境的挑战。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设立环境与发展环境与汇金公司有本质的不同。汇金公司所经营的是人民币业务，其主要的投资方向是国有大型企业的原始股权。由于这些企业都处于改制与上市的前期，因而汇金公司本身所具有的制度优势与政策优势都无与伦比。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则恰恰相反，它在设立后要用目前世界上最强的货币去购买最弱并且会持续走弱的货币，并且要用这种最弱并且会持续走弱的货币去与世界上最强的投资银行竞争，这样重大的制度反差就使得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在设立时就具有了明显的先天不足，并且在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目前，全世界的主要股市都已处于五年来的高点，全世界的商品价格也都处于五年来甚至历史上的高位区，这就使得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在诞生时就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市场环境。以国家外汇投资公司这样大的目标去投资国际上的实业企业，面对的对象都很可能是漫天要价，而不漫天要价的地区却可能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与社会风险，这就会导致公司在经营时面临艰难的投资决策与投资选择。海尔公司与长虹公司都是中国国内的优质企业，但他们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都经历了惨痛的失败过程，这样的前车之鉴需要认真汲取。对于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来说，最可能赚钱的投资方向是H股，但H股指数在最近两年来也已经上涨了200%多，很多国际热钱都已潜伏在H股中，等待着国家外汇投资公司进去拉升与接盘，这也是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最可能的选择是，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与国际投行合作，用国内资源去换取国际资源，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那就会与设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宗旨南辕北辙，也会从根本上违背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
第三个挑战是生存空间的挑战。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不但面临发展的挑战，而且还面临生存的挑战。公司从成立之日起，就面临全额负债的局面，并且要承受汇率损失的巨大风险。根据我们的测算，在前五年，公司每年都要面临5%左右的汇率风险，再加上目前10年期的国债利率已达4.4%、经营这样巨额的资本需要有庞大的经营机构和人员，这样，如果年平均收益率低于10%，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就会面临亏损的局面。国际上投资银行的年平均利润率也大致在10%左右，美国长期国债的年平均收益率大都在5%以下，而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又大多是行政人员，这样，指望一个行政化色彩极为浓重、产权制衡过分模糊、投资经验严重不足的巨型投资公司能够获得比国际投行的年平均利润率更高的投资收益，前景实在是不容乐观。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中存在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中存在着导致流动性过剩的体制缺陷。这种导致流动性过剩的体制缺陷不消除，流动性过剩就很难避免。无论是运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不可能从根本上缓解中国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解决流动性过剩的根本之道是对与现代市场经济既不相融也不相容的中国银行体制做根本性的改革，并且让直接融资取代间接融资而成为资金分配的主渠道和资源配置的主机制。对中国与中国经济来说，处在人民币升值、股权分置改革与经济高速成长这样大背景下的金融制度整体转型与全面转型，可能是中国面临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并且是改革的内部成本与外部成本都最低的时期与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意志与市场的意志应当也必须形成合力，政府必须顺势而为而不能逆势而动，政府应当因势利导而不能手足无措，更不能用政府的意志去阻拦、阻挡或者阻延市场的意志与市场的趋势，否则，改革的进程就可能被大大拖延。一旦错过了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中国就将为制度转型与发展转型付出比现在高得多的改革成本与发展代价。在中国经历了28年改革与发展的大背景下，到底是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还是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是建立强大的市场进而实现大市场小政府，还是建立强大的政府进而实现大政府小市场，这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并做出政治决断的重要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抉择，将直接决定改革的趋势、发展的趋势甚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设立可能就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至少不是一个弊少利多的现实选择。
一、海尔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企业？
首先海尔集团是集体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一般是镇办或者村办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区别于国企在于股东是村集体所有而不是国有。持有海尔集团股份的“集体”就是大山村。
这是最初的海尔集团股权所有制形式，当然仅靠集体所有制企业所能得到的社会资源和管理水平不一定能让我们看到今日的海尔！海尔的集体所有制大股东渐渐演变成青岛市第二轻工业局，个中大山村是怎么让渡的本人不得而知，据本人猜测可能是张瑞敏到海尔之后的事情了。海尔电冰箱总厂的原址土地都是原大山村的，海尔集团以及张瑞敏本人即便现在都与大山村（原村早已拆迁）村委会关系密切！
原轻工业局等国有政府部门所持有的企业股份因为政企分开的国家政策全部改由新成立的国家部门“青岛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资委）”代持，也就是说海尔集团的大股东是国企，但大山村（现青岛大山实业总公司）仍然持有部分海尔集团的股权。
大约九十年代末，海尔集团搞了个内部员工持股会，类似现在的“某某控股公司”，当时社会反响很大，舆论认为海尔集团管理层可能会搞MBO,侵吞国有资产，后来这个持股会不了了之，但可能仍以某种形式存在！
综述:海尔集团（在此强调是整个海尔集团，不是A股上市的青岛海尔）的所有制形式名义上仍是集体所有制，但国资是主体！记得大约02年左右张总在朱总理提出的高薪养廉政策时透漏自己的年薪才十几万，且没有公司股份，曾让本人万分感慨！
据个人的见解整理，欢迎斧正！不懂就喷者请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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